陈忠纯 |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

——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作者简介

陈忠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集刊》副主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团队成员。2017-2018年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及东亚研究中心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曾多次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全国台湾研究会“台湾研究优秀论文”等奖项。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科研项目。在《近代史研究》、《台湾史研究》（台北）、《中共党史研究》、《开放时代》、《台湾研究集刊》、《福建论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明清史》《中国近代史》转载。出版专著2部。

摘要：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关键词：民族自决；“弱小民族”；“台湾民族”；“雾社事件”

欧战后，受“民族自决”论的启发，国人对台湾革命及两岸革命关系的认知有了新变化，其中尤为提升了两岸革命者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探索民族独立之路的自觉。这种情况下，不少台湾革命者回到祖国寻找解放之路。时人不仅公开要求日本“归还台湾”，还致力于将大陆炽热的国民革命与台湾新兴起的反日民族运动结合起来，提出了纳“台湾革命”入“国民革命”的主张。两岸革命者此番努力虽然因国共合作破裂，以及大革命的失败而中断，但是，国人对台湾解放与光复之路的追索并未就此停顿，他们已然认识到，台湾的解放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必然要求。

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内外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后，国内形势暂时稳定，国人在致力推进国内建设的同时，也将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寻求国家民族完全独立的任务提上日程。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国人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其时国人的民族主义融合了“民族自决”论，不仅带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且视野开阔，着眼于整个东亚乃至亚洲受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此时，联合亚洲广大被殖民地区的人民，一道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已成为国人的共识。1928年，北伐军尚未占领北京，便有人建议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当专门成立“东方国际”，扶持“东方各弱小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后完成“世界革命”。由此，大陆知识界尤其民族主义者明确提出联合台胞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以及收复台湾故地，他们密切注意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刊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关于台湾的论述，无论数量或者深度，都超过其他刊物，大致反映时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态度。

《新东方》由吕振羽、郑侃、杨刚、刘思慕等“几个革命的青年”创办，主旨是研究“东方民族”的反帝问题。该刊提出“东方革命”的口号，即“解放东方被压迫民族之一种运动”。该刊认为要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民族的殖民压迫，实现真正的独立，单靠一国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必须建立国际上的“联合性”。该刊后来还组织了“东方问题研究会”，旨在推进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新亚细亚》则是其时负责国民党宣传事务的戴季陶主导的官方刊物。两刊背景虽异，创刊的时间却相近，其关注的问题与提出的主张更多有重合之处，即主张联合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受压迫国家民族从事反帝与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也因是之故，《新东方》将《新亚细亚》视为“本刊的一个极好伴侣”，《新亚细亚》则不仅将《新东方》与《南洋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研究》列为“研究东方问题之重要刊物”，且位居其首。

以往学界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陆人士对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观察与评析所作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立意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两刊为中心，透过当时大陆各种团体及其刊物对相关问题所发表的言论，探讨当时国人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及台湾地区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台湾”在包括《新东方》《新亚细亚》在内的各类论述中，经常是以“台湾民族”或“弱小民族”的身份出现的。但时人之所以使用“台湾民族”一词，是宣传“民族自决”理论，争取台湾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逻辑需求。近年来台湾及海外部分人士往往误读甚至曲解时人所提及的“台湾民族”一词，认为该词意指“台湾民族”是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其他民族，或称这一现象说明“台湾”被纳入中华民族的形塑过程中具有“偶然性”与“复杂性”。还有人认为当时台湾左翼抗日运动者服膺的不是“中国民族主义”，但若回归历史原境，我们会发现上述解读与事实相去甚远。恰恰相反，“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一、“民族自决”视野下的“台湾民族”问题

要理解《新东方》《新亚细亚》在内的民族主义者如何看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首先需要分析所谓“台湾民族”在当时语境里的涵义。

在20世纪20年代，受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尤其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威尔逊“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国人开始借助“民族自决”理论理解反帝反殖民问题。所谓“民族自决”，简言之，即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奴役和殖民压迫，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列宁认为，“民族自决权”在政治意义上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他指出，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施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美国总统威尔逊则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明确反对以往由少数强权决定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做法，提出对于殖民地之处置，须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要权衡“殖民地人民之公意”与“政府之正当要求”。他提出以“国际正义”为前提，“使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而已”。列宁与威尔逊等人的思想很快引起国人的关注。通过欧战，国人一方面更加深刻地了解殖民主义的危害——“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另一方面也发现了“民族自决”理论正契合追求民族独立的需求。如李大钊倡言：“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在此时被明确提出。在追求自身民族独立的同时，国人还将视野延伸到整个亚洲受压迫民族的反帝民族革命。这正是《新东方》《新亚细亚》的出发点。二者以倡导所谓的“东方革命”与“大亚细亚主义”为职志，其核心问题都是要联合亚洲“弱小民族”抵抗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实现“民族自决”。它们自称其主张来自孙中山生前倡导的“大亚洲主义”。两刊都在创刊号首页刊载了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发表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不过，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本有联合日本对抗西方列强之意。随着日人野心的不断暴露，国人也渐放弃联日的设想，意识到应该联合受压迫的其他地区人民，一道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从两刊的内容看，它们将日本视为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新东方》声明：“东方民族之中，也必有欺侮自家人的蟊贼存在，这种蟊贼，我们先要提醒他们，希望他们站在共同的战线上同我们合作。如果他们执迷不悟，永作侵略的迷梦，我们自然也要铲除他们。”这里的“蟊贼”显然是指当时亚洲唯一完全独立的国家日本。《新亚细亚》则言：“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就是中华民族的覆没；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是日本帝国的崩溃；有中华民国的生存，日本帝国主义便不能维系，若欲维系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陷于永劫不复之境地。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是绝对不能并存于亚洲大陆的。”

在“民族自决”理论的启发下，国人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正是对殖民统治求解放，因之，“台湾民族”作为“弱小民族”的一环，与“朝鲜民族”一道成为“东方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时人的重视。从现有文献看，国人眼中的“弱小民族”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受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民众。有学者考察，“弱小民族”一词最早出自陈独秀在1921年发表的《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而笔者注意到，李大钊早在1919年便曾使用过该词。他在批判日人的“大亚细亚主义”时指出：“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同年底，李大钊更明确地提出应联合亚洲弱小民族，一同破坏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随后，所谓联合“弱小民族”一道追求民族解放成为时人反帝思想的基本主张。但何谓“弱小民族”，却一直没有清楚的界定。

1931年1月，国民党机关刊物《三民半月刊》推出“弱小民族专号”，指出时人对于“弱小民族”的概念混淆不清，认为所谓“弱小民族”，是指“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些民族而言。即他们是被帝国主义者的兵力所慑服了，重重的不平等条约所缚住了，故一己的财产，是任着人家去掠劫，一己的生命，是凭着人家来蹂躏。总括一句：即它们的民族不能独立生存，是以唯有被帝国主义者所奴隶”。1938年，王一鸣在其所著《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一书中，认为“弱小民族的意思并不是就数量说的，而指的是在经济，军事，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因而沦为殖民地的那些民族”。上述对“弱小民族”的解释，又恰与当时国人对“民族”及“中华民族”概念的反思相近。如齐思和强调“民族”不同于“种族”，是种“精神的，主观的”“后天的，可以改变”的“心理现象”“政治现象”，否则在反帝的“民族自决”理论下，将“民族”等同“种族”，中国这个多种族的国家将有四分五裂的危险。可见，时人都注意到应强调“民族”概念的政治性意义，尤其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影响，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特质之一。同样，时人对“弱小民族”的认知，主要是种政治性词语，而非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故而，有西方学者认为这种“民族主义”的出现，基本上是一场“反帝国主义运动”，只是他们所反对的征服者是“在肤色、装扮及生活习惯皆与他们不同的外国人”。依此逻辑，既然同为受压迫的“弱小民族”，大陆民众与台湾同胞理应联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以实现民族解放。而关注台湾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国人，很自然地援用了“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的抗日运动视为“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称台湾人民为“台湾民族”。

早在1920年，即有人在《民国日报》上撰文，讨论台湾与朝鲜的“民族自决”问题，将“台湾”作为一个“民族”讨论：“‘世界任何民族，将来终有自决的一天’。这个公例，究竟能否适用于日本胯下的台湾朝鲜人？这实在有注意的价值。我们试一考台湾朝鲜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就知道这里面藏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1922年，北京《晨报》报道日本对台湾的教育“同化政策”，尝试用“台湾民族”来指代台湾同胞，且从其论述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词的使用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认知息息相关：日本自从甲午战后，把“台湾朝鲜，抢夺去以后，黑夜白日，处心积虑，总是想着把台湾民族（我同胞）朝鲜民族赶净（尽）杀绝，好作那倭种的发展地。他那种种的惨无人道的待遇，是早昭彰于世人的耳目的，我也不必再提。只是现在，有许多的很可惊芽（讶）的事实，并且他这回这种亡台湾、灭朝鲜的办法，……乃换了一幅文明面皮，用一种神不知、鬼不觉、最阴毒、最辛辣的手段，就是文化政策和同化政策”。援用“台湾民族”一词，是为了说明日本对台湾同胞的殖民统治是种“民族压迫”，而台湾同胞则自应有追求“民族解放”的权力，“日本对于殖民地的教育，从前是‘分化主义’。这分化主义怎讲呢？就是对殖民地的原民族，设一种的教育，对于本国的殖民，设施一种教育，两者划如鸿沟，绝不许通融。这个用意一来是抬高自己民族的身分，不屑和那亡国民比肩并列，表示一种‘主’‘奴’的阶级；二来那原民族的教育，乃是一种愚民策，笼络手段，称不起什么教育，当然不能使自己民族，陷入那种悲境了”。尤其应该注意到的是，该文还专门附注了说明：“台湾民族”即“我同胞”。显然，当时人眼中“台湾民族”仍是一个“新词汇”，故需要说明其实际意思。作者清楚地区分了台湾、朝鲜两地民众与中国的关系，前者是“同胞”，后者则是“前国民”：“台湾的民族是我们的同胞，朝鲜的民族，是我们四五千年的同国民，眼巴巴的看他们就要沦于根株净绝的险境，我们纵没力量去援救他们，我们不当和他们同情么？我们纵不同情他们，我们还不为自己畏惧么？”

 1925年，孙中山对戴季陶谈及其对日本的基本主张，也曾使用了“台湾民族”一词：“我们对日本问题，最少限度的主张，有三个：一，要日本废除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要从台湾与高丽两民族，在最少限度使能自治的实现；三，要日本对俄国不可反对俄国政治的政策，并不可阻止俄国与台湾和高丽接洽，这就是我们要主张最少限度的事项。” 1929年，《劳大周刊》出现台湾人民是“弱小民族”的说法：“我们是整个的接受了三民主义，我们因为民族主义的目的，不仅是在使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并且还要以我们的力量去扶助弱小民族，使他们也在三民主义领导之下，和我们共同做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我们所以对于弱小民族的情形，不能不有进一步的了解。台湾本来是我们的领土，然而现在隶属于日帝国主义版图之下者久矣。他也是一个弱小民族，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情形，也应该加以注意；何况他又最靠近我们，并且又是中国的故土呢？”同样，《新亚细亚》第一篇台湾专论提及：“本党素主联合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台湾本为我边围之地，只为国家不靖，大好山川，徒为外人占有；清夜扪心，于己安乎？今后应兢谋如何解救台民的痛苦，怎样反抗日帝国主义之侵略，这才是我们分内的责职，才不亏自己是一个拥有四千多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国民呢！……台湾关系我国，又是如此地重要和幽深，我们应该振起精神，决定我们的工作：扶助台湾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无疑地，台湾被纳入“东方革命”或“新亚细亚主义”的视野，既源于国人所追求的亚洲民族解放，更源于台湾本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联系。

此外，提出“台湾民族”的概念，还源于国人对“民族”的多重理解。其时，“中华民族”的概念尚在建构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这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概念的演变，黄兴涛教授曾总结道：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萌生确立过程，是“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民族’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文化认同为主要取向的‘族类’观互相作用、尤其是其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它也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不断融合的历史之延续和发展，是民国建立以后这种融合又加速进行和进一步深化的事实在观念上的即时反映”。时人将台湾人民视为“弱小民族”，主要是为了联合台湾同胞进行反帝斗争。那如果“民族”的概念不是从政治角度理解，“台湾民族”与“中国民族”是什么关系呢？1924年，李大钊说明“民族”的概念时，特别提及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何谓民族？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与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 1934年，《新亚细亚》主要撰稿人印维廉在《亚洲民族反帝运动史》一书中也谈道：“台湾民族不是外族，就是中华民族；台湾人做亡国奴，就是中国人做亡国奴！我们大家清夜扪心，应该要如何痛悔啊。”可见，“台湾民族”的说法有其特定的时代及政治意识背景，对于同样接受“弱小民族”的“民族自决”理论的蒋渭水等台湾革命者，以及台湾共产党等，使用“台湾民族”论以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是顺理成章的事。时人所以使用“台湾民族”一词，是宣传“民族自决”理论，争取台湾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逻辑需求。

正是因为“台湾民族”与“中国民族”的亲缘关系，在论述“弱小民族”问题时，国人对“台湾民族”的态度显得尤为关心，其中所包含的民族情感殊为不同。《新东方》呼吁国人多关注台湾，许地山在该刊有言：“台湾割让给日本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在中国本部底人注意台湾同胞底生活恐怕很少。……我们不要忘记汉族底子孙有一部分已做了别族底奴隶，做了所谓被征服的劣等民族，做了亡国奴！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台湾人！羞耻和悲愤应当时常存在住在中国底任何国民底心里。”《新亚细亚》的态度则更加直白：“我们要认清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之被夺，是中国史上的极大的污点，因此，台湾民族之解放，番人之开化，我们当负极大的责任。”

有论者指出台湾隶属中国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凡是中国人民，无不悲愤填胸，力图报复”，尤其比照台民一直未放弃抗日的斗争，其“革命之心，爱国之念，未常一日忘却”，国人更是“有愧有愧，有负有负！”国人若对台湾置之不理，不仅对不起台湾“沦为奴隶的三百余万中华民族”，也对不起“从前冒了许多险难来开拓台湾的人们”。因此，“新亚细亚学会”公开号召“扶助台湾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湾本为我边围之地，只为国家不靖，大好山川，徒为外人占有；清夜扪心，于己安乎？今后应兢谋如何解救台民的痛苦，怎样反抗日帝国主义之侵略，这才是我们分内的责职，才不亏自己是一个拥有四千多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国民呢！”还有论者明白指出，台湾与大陆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强而台湾安，中国弱而台湾亡”，为救台湾，便不得不救中国，为救中国，便不得不救台湾，“台湾与中国，是不能彼此分离而语的”。更有论者希望联合台湾民众，抵抗日本的侵略：“台湾这个地方，在名义上虽已属日本，而在实际上还得称为我边疆的一部，因为那里的居民十九为闽人，在非常时期，还可以发生某种作用。”

总之，“台湾民族”的提法是当时语境下的产物。台湾既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民族自决”原则看，这一提法不仅合乎逻辑，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正义性。但是，台湾人民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台湾民族”的提法，既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民族仍处于遭割裂的情势下，国人不得已为之的历史悲情。唯其如此，在他们心目中，争取台湾民族的自由解放，与收复故土，统一祖国，迎回同胞，本来就是同义词。由此便不难理解，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台湾民族”的提法，便成历史的陈迹，归于消亡了。

二、《新东方》《新亚细亚》与“台湾民族革命运动”及其“两步走”的认知

“民族自决”论的核心在于联合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进行反帝反殖民的斗争，在此理论和口号的引导下，国人更加重视对台湾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分析日本对台湾统治的殖民本质，并探讨扶助台湾同胞实现“民族独立”的途径。割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困于两岸隔绝，国人对台湾情况所知有限，“解剖台湾社会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新东方》因应国人的要求，致力于依据“社会科学原理及客观事实”来研究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方民族解放”问题，不过困于资料限制，前两期的涉台言论都只是泛泛而谈，没有专论。这种情况下，外人尤其日人的台湾研究著作及在台的调查资料成为重要的参考，其中又以山川均和矢内原忠雄等人的著作影响最大。虽然在该刊看来，日人著述存在诸如结构轻重不一，“台湾资本主义化”篇幅比例太少，以及部分立论有失偏颇，如称“台湾原是中国的植（殖）民地”，曲解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联系等问题，但“解剖台湾的经济，政治，教育的差别办法，和台湾民族的被榨取，被压迫的状况，言简而意无穷，算是再透彻不过的作品了”。其所揭露及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压榨，十分契合号召“东方革命”或“新亚细亚主义”的《新东方》《新亚细亚》的需求。《新东方》从第三期开始译载山川均的《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一文，这篇文章有较翔实的日本统治台湾的数据和资料，为国人研究台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之后，该文译者宋斐如撰写的《日本帝国在远东的情势及其前途》所述台湾情形已较之前详细。同年，宋斐如、君山等人又编译了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部分内容，对该书的政治立场及体例作了修正，以《日本资本在台湾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农民》等为题，连载于《新东方》第1卷第11、12期。

有了上述材料的支撑，《新亚细亚》创刊后，陆树楠便在第二期发表长文《日帝国统治下的台湾》，比较翔实地阐述日人统治下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情况。接着《新亚细亚》又陆续发表《日本资本势力下之台湾产业概观》（第2卷第1期）、《日本南进政策下之台湾》（第3卷第3期）等文。同时期，诸如《三民半月刊》“弱小民族问题专号”刊发《台湾政法制度的解剖》一文，也源自《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其他类似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山川均、矢内原忠雄等人著述的译介让国人进一步了解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压迫，认识到在日本宰割下的台湾“政治苛酷，剥削和榨取是很厉害的，文化侵略也在猛烈地进行”。许地山认为，台民所受的压迫还不仅如此，“在精神生活与道德生活上，他们还继续地被破坏”。君山也指出，台湾农业所受的压榨，较之朝鲜等地更为严重。“在原料或加工农业品的供给上，台湾实比朝鲜为重要。”台湾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导致农民“无产阶级化”，从而产生与殖民者的阶级对立，因此，快将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台湾农民群众，直接的在日本资产阶级支配和榨取之下，而与他们对立起来。台湾农民问题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台湾革命以至东方革命的重要性，由此对以窥见”。

相对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国人更关心台胞的反抗斗争。自日本侵台后，台胞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新东方》在创刊号中指出，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属于民族解放运动：“台湾自为日帝国主义者管辖后，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和经济权，概为日人所独占，住民中除一小部分认贼作父，绝对大多数民众，是日帝国主义者铁蹄下的被压迫民族。目前台湾民众共同的敌人，是日帝国主义者，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两刊注意到台民抗日民族斗争的演变，尤其重视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等组织的活动。他们将台民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武装抗日称为第一阶段的革命运动，认为这些斗争都是因受日本资本主义和警察苛政的压迫而起的消极抵抗，本身没有明确的革命目的、策略及革命后建设计划，尚未具备“近代式的民族革命”，只能算作“原始的民族暴动”。直到一战后，受“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世界潮流的影响，台胞开始要求民族解放、政权民有、经济民主、同等教育，以及其他种种机会的均等，台湾“近代式的民族革命运动”由此发端。

不过，20世纪20年代前后台湾议会运动兴起，大陆革命者对其温和的取向评价并不高，甚至有人认为台湾政治运动者应该公开要求台湾“独立”，而非“自治”，否则若只为废除“六三”法令，“要和日本人守同样的法律”，那等于是做“日本底议员”“日本底官吏”。到了20年代末，仍有人认为台胞谋求“自治”只是“与虎谋皮”的妄想。

随着对台湾民族政治运动发展的了解不断加深，国人对“台湾文化协会”的政治运动转持肯定的态度，也都注意到该协会后期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分裂问题。总体而言，国内革命者对林献堂等右派的议会运动并不支持，称许左派“民主主义”的激进取向。如海东所言：“在现在的台湾文化协会，理论比较民众党正确，内部的组织亦比较民众党有统一，在一般群众中所确立的基础，更是民众党所不能及。”韩闻痌也评论道：“台湾文化协会的理论及内部组织，皆较胜于民众党，奋斗的精神及民众的后盾，均较民众党占极大的优势。日本政府虽竭力压迫，甚者拘押会员，禁止会员之子女入学，或驾罪受刑等严酷的手段，极其摧残之能事，但该会始终未尝稍懈于民族解放运动。所以目前台湾解放运动中坚，实舍文化协会莫属。”不过，无论是左派或右派，都不乐见当时台湾革命运动出现的纷争，认为应该避免分裂，统一斗争。《新东方》组织的“东方问题研究会”曾收到来自台湾革命团体的信函，讨论台湾革命问题。针对当时台湾民族革命阵营出现分裂的动向，该会建言，在台湾民族革命的现阶段，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放弃“虚伪的自治运动”，台湾革命者不应呆板地应用阶级革命理论，要与各个受压迫阶级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值得注意的是，《新东方》本身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台湾民族运动问题上与反对“阶级革命”的《新亚细亚》的态度近似，他们都赞同台湾的民族革命者应抛弃分歧，一道致力于抗日民族斗争。同样，《世界杂志》曾刊《日本帝国主义治下的台湾：殖民地台湾之经济意义》，主张台湾各阶级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台湾的工业和小资产阶级群众，都是被支配者被压迫者，和被剥削榨取者。随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榨取的加重，他们反抗的情热是日日增加。……台湾的农民和工人的各种组织，感觉争斗时势力的分散，渐有趋向于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的倾向，同时经济争斗因时常受政治上的种种压迫，争斗日觉困难，更有由经济部门移向政治争斗的倾向。将来台湾农工阶级和其他被压迫分子联合战线或统一战线结成，指导势力确立，其运动必更见有进一阶段的发展。”

海峡两岸的革命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相当的默契。孙中山提倡“大亚洲主义”时，台湾的民族运动者便予以相当的关注。实际上，台湾蒋渭水等人的“民族自决”思想，多少也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列宁关于落后民族革命的主张的影响和启发。如谢南光言：“受着孙总理和威尔逊大总统十四原则的影响，我们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及内容都改变了，以正确的思想运动为基础，巩固的革命党组织，开始全民的解放运动，这是暴力抗争给我们的教训。” 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时的组织、党纲，乃至党旗设计都仿效中国国民党。两岸革命人士都接受了“民族自决”的思潮，这有助于他们在此问题上进行交流。当时台湾民众党领导人蒋渭水主张走“左之右”的中间路线，既反对主张激进阶级革命的“小儿症”，也反对向日本殖民者妥协的“老衰症”，力争将台湾民众党变成“台湾人解放运动的总机关”，结合蓬勃兴起的农工运动，进行“全民运动”的努力，这正契合国内关于台湾革命的一般观点，大陆内部有人将其归于文化协会一派，肯定其崇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台湾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大陆民族主义者的肯定与赞扬，被后者视为东方乃至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的典范。“新亚细亚学会”的张忧夷便肯定林献堂、蒋渭水等人领导的台湾民众党“渐渐成了革命的政党”，认为虽然林、蒋侧重的是民族而非经济、阶级的立场，但反对帝国主义而谋“台湾独立”的立场，却与左倾的文化协会派“完全一致”，都是一战后“新的意义之民族革命运动”，较之20年代早期的议会设置运动“更为进步了”。

此外，《新东方》《新亚细亚》都重视台湾文化协会及民众党发起的农工组合和工人组织运动。如《新亚细亚》的主要撰稿人印维廉在其所撰的《亚洲民族反帝运动史》中，专门介绍了这两种运动的情况。《新东方》刊载君山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农民》一文，专门介绍与讨论台湾农民的抗日运动，其中提及“林圯埔事件”与“二林事件”。作者高度评价台湾的农民运动，认为对于整个台湾革命及“东方革命”而言，二者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作者指出自“林圯埔事件”与“二林事件”起，台湾的农民运动已不是传统的民族运动，而是“近代式的农民运动”，“二林蔗农组合”更是台湾农民组织的发端。而台湾农民运动因有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一开头就富有“斗争性”，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进一步严酷，农民的斗争必将更加激烈，解放也就为期不远：“诚然因为日本资本主义是差不多一切台湾农民的剥削者，台湾的农民组合，不是纯粹由雇农，贫农和佃农等下层农民，而且杂有自作农和中小地主的成分。但他们已以革命的文化协会为理论的领导者，与日本的革命的工农组织打成一片，他们的宣言且有接纳无产阶级的理论之声明，从他们行动也可见其斗争性的强烈。……现在日本资本主义已陷于世界的一般恐慌和农业恐慌中，台湾的农业资本当受其影响，台湾农民群众的生活当急激的向下。农民运动日益发展以趋于解放之路，是可以确信的了。”

在谈及台湾的抗日斗争时，《新东方》《新亚细亚》等刊物经常强调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尤其叙述中日关系史时，强调割占台湾只是日本侵华的第一步骤，有论者则直接将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纳入中日关系的一部分。这样将台湾与大陆的革命视为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台湾本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革命也可说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著名史家朱谦之为《台湾革命史》作序时，也说台湾革命史乃属“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我们所谓台湾人，就是中国民族的福建人，广东人，所以台湾革命史，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

随着对“民族自决”论理解的加深，两岸革命者逐渐形成“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认知。抗战时期，李友邦等台湾革命领导者为了动员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进一步将台湾革命明确为“独立”与“光复”统一起来的“两步走”主张，宣布台湾革命进入新阶段，成为祖国抗战事业的一部分。“台湾独立”革命党秘书张一之曾解释道，台湾人民所追求的“民族自决”，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的：“所谓‘民族自决’，就是一个民族，在国家关系上，脱离外族的集体，组织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中国正式提出收回台湾之前，台湾人民必须先追求独立和自由。“日本人给台湾人的压迫与剥削，都是一种民族性的压迫与剥削，所以，这规定了台湾革命的主要内容，台湾人是必须发动一个民族革命，由外族的统治之下，争得解放，这是一般的要求，因此，弱小民族的革命，应以民族革命为其前提，弱小民族的台湾应从事一个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民族革命战争，这一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理论。”因之，台湾革命的目的有二，即“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说，他要争取独立，对中华民国而说，他要回归祖国”。可见，台湾革命“两步走”的认知，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两岸同属一个民族，所谓“台湾民族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回归祖国。

三、《新东方》《新亚细亚》与“雾社事件”

除了文化协会与民众党的活动，这里要特别提及《新东方》《新亚细亚》等刊对于雾社事件的观察与评析。1930年10月，台湾发生了“番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事件，这是日据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番民”暴动。雾社原本作为当时日本引以为傲的“理番政策”的成功典型，被视为“番民”中“最早开化进步者”，却发动了如此剧烈的反日事件，不仅一度深刻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政局，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殖民地问题的广泛讨论。如此重大的事件，自然也受到大陆格外的重视与关注。除了诸如《良友》《东方杂志》等商业性较强的刊物对“雾社事件”作一般的追踪和报道外，包括《新东方》《新亚细亚》在内的许多政论性报章杂志也编译和撰写不少文章讨论该事件。不夸张地说，“雾社事件”进一步唤起了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心，也更注意日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殖民统治。这些著述大多揭露了日本在台湾残酷的殖民掠夺与压迫，说明台胞的暴动并非日人所说源自其“凶残本性问题”，而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经营”的反抗。

《新东方》便以时事述评的方式发表《“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动》，称此事件为“东方最近的重大事件”，“且系发生于殖民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其重大性更可想见”。该文认为事件的真正起因并非外界报道的日“番”“积怨甚深”或新任警官“不谙番情”等，而是日本对殖民地台湾的“经济的剥削”使“番民”生活窘困，尤其不能忍受被迫离开故乡迁入生活资料更不可靠的深山，故事件揭露了日人标榜的“一视同仁”的“德化”政策的虚伪。同样，《新亚细亚》也着重剖析“理番”政策与事件的关系。如巍崇阳指出“理番”政策主要目的是“开发土人地域的利源”，其运用的渐进调查手法以及后来的武力镇压与抚育教化并行的政策，虽然达到控制“番产”的目的，但受到欺侮与剥削“番民”并未真正顺服，“土人这次的反日，并不是偶然的蠢动，完全是为求民族的生存而出破釜沉舟之举。如果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这种武力的反抗运动也绝对不会永熄的”。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即1931年，一方面，两刊获得更多的信息，可以有更全面的评析；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祖国大陆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雾社事件”作为当时最大的一次抗日斗争，愈发受到国人的重视。两刊持续深入地评析“雾社事件”，讨论其与台湾民族革命及大陆抗日运动的关系。如《新东方》译载了日人河野密及河上丈太郎的调查报告，并依据该报告，再度肯定“雾社事件”的真正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经营”，以及“民族的压迫与榨取”，还强调该事件实际是场“民族运动”。《新亚细亚》则根据河野密的报告，总结了“雾社事件”的几个“要点”：第一，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行动”；第二，“是一种民族革命，并不是无目的骚动，也不是一般所谓‘官逼民反’的仇视官吏的暴动”；第三，“是相当大规模的民族革命运动，并不是……仅仅是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小骚乱”；第四，表示着帝国主义者的残酷而凶残”。作者张忧夷认为，“雾社事件”的意义远不仅是河野密氏所断定的一个劳动和民族问题，因为该事件发生在殖民地，本质上是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民族革命问题：“殖民地的劳动问题和民族问题，合拢起来，是一个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政治的压迫，经济的榨取和种族的侮蔑的整个的民族问题。”与《新东方》一样，张忧夷也指出“番民”与“本岛人”同属“台湾民族”，其民族革命属于台湾民族革命的一部分，改变了台湾的革命面貌，是紧接着台湾文化协会与民众党取消之后的“第四阶段”民族运动的开始。作者称自1920年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台民的抗日运动较前消沉，此次雾社“民族革命运动”顿然崛起，“使日帝国主义在台之统治机构，破碎于台山民的一重之下”。

《新东方》从“雾社事件”推及“东方以及世界所有植（殖）民地”都存在息息相关的“整个连带关系”，因为该事件说明只要在殖民压迫下，所有民众的命运都是悲惨的：“我们读此文，不但可以知道台湾‘番人’所处的境地，和其他台湾殖民一样，而且可以由此推知：凡是处在殖民地位的民众处境都是一致的。……‘殖民地问题’不独是一个民族，或二个民族单独分离的问题，而是整块殖民地上整个民众的问题。”《新亚细亚》也强调台湾民族革命与其他弱小民族革命有“很密切而重大的关系”，应从世界民族革命的高度予以评价：“须知这事件，不仅是日本政治上的问题，不仅是台湾本身的局部问题，实在是与全世界弱小民族，台湾的‘蕃人’，能够起而作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在帝国主义者，实在是受了致命的打击”，“这表示了‘蕃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其具有民族革命的意欲与知能”，是将来台湾革命“强有力生力军”。

除了揭示“雾社事件”反帝民族革命的本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新亚细亚》等刊的编撰者还希望借“雾社事件”提醒民众关注台民的抗日运动，呼吁国人不能对台湾同胞的处境无动于衷，应负起挽救台民的责任：“我们要认清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之被夺，是中国史上的极大的污点，因此，台湾民族之解放，‘番人’之开化，我们当负极大的责任。”还有如陈表在《新亚细亚》杂志上所提，祖国应该肩负起领导台湾革命的重担，主动参加台湾革命战线，共同为民族奋斗：“本党（国民党）素以援助弱小民族之解放为职志，……所以我们在明确观察了台民和‘番族’以后，应该领导台湾革命团体，唤起台民之民族意识，使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势力扩张，以震醒昏迷的东亚，并且开导‘番人’，在其‘兄弟们，我们应该拔鞘而为民族战争’的口号之下，与以合理的统率，参加台湾革命的战线，共同为民族奋斗，而达到解放的目的，然后才能建设自由的平等的新台湾。”显然，作者在喊出“共同为民族奋斗”时，已把两岸同胞视为同一民族了。同样，《民众周报》也指出，台民已下定与日本人抗争到底的决心，他们寄望于祖国革命早日成功，而后“扶助弱小民族独立，他们也可以享受自由平等的幸福了！”台胞的顽强斗争让国人相信台湾革命必有成功的一天，而祖国大陆也要振作起来，坚决与日本侵略者抗争，一雪前耻。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台湾就是中国的亚尔萨斯，罗连，我们一息尚存，决不可片时忘记台湾三百余万同胞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决不可没有雪这个耻辱的决心和准备，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应当负的义务。”

四、结语

“台湾”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蒋廷黻曾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追溯到“台湾的割让”。说到底，台湾人民本来即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时人所以使用“台湾民族”一词，是宣传“民族自决”理论，争取台湾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逻辑需求。在反帝反殖民的民族革命话语中，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统治被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如有论者称“二十世纪的今日”乃“必要援助且逐渐有援助力量的中国”应“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援助台湾民族独立”。《新东方》《新亚细亚》将援助台民反抗日本统治纳入亚洲乃至全世界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范畴之中，因此有了比较多的台湾篇幅。实际上，早在“民族自决”论传入国内初期，刘文岛便曾明言国人应该借提倡“国际主义”，争取夺回台湾等失地。他说，对中国而言，想要急修军备，以与日英法“决雌雄”，以光复“我台湾、大连、旅顺、香港、九龙、广州湾”诸旧失地，短期内并不现实。但是，国人可以通过提倡“国际主义”，联合各国无产者，借以打破列强的侵略：“提倡国际主义，借万国劳动阶级之势力（日本劳动阶级之势力尤然），以打破彼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为愈，……中国之使命，厥在以国际主义打破资本主义，厥在以国际主义维持世界和平。”显然，无论借用何种理论，最终所表达的都包含着国人对台湾故土及同胞的不舍与牵挂。所谓“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的种种解读，显系望文生义，不足为训。

不仅如此，“民族自决”论还深刻地影响国人对台湾民族运动及两岸关系的认知。瞿秋白主政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曾专文介绍台湾，指出日本刻意抹杀台民的民族意识，将其改造成日本的奴隶，呼吁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要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下，与日本共产党一道援助台湾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国民党人则依据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提出联合台湾民众进行“三民主义”的革命斗争：“我们是整个的接受了三民主义，我们因为民族主义的目的，不仅是在使中国境内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并且还要以我们的力量去扶助弱小民族，使他们也在三民主义领导之下，和我们共同做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我们所以对于弱小民族的情形，不能不有进一步的了解。台湾本来是我们的领土，然而现在隶属于日帝国主义版图之下者久矣。他也是一个弱小民族，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情形，也应该加以注意；何况他又最靠近我们，并且又是中国的故土呢？” “国民革命”时期，来自两岸的革命者把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纳入祖国的革命事业中，将“台湾革命”视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尽管革命失败中断了此一进程，但两岸同胞的合作并未停顿。祖国人士的持续关注并支持台湾民族革命运动，《新东方》与《新亚细亚》即其中典型。两刊的政治立场虽然并不完全一致，《新东方》倾向社会主义，认同阶级斗争，甚至曾因被怀疑宣传共产主义而被查扣而《新亚细亚》号称以“三民主义”为唯一指归，明确反共、反对阶级斗争。《新亚细亚》明确“不得主张阶级斗争及单纯以斗争观念为基础的哲学或参与各种斗争之运动”。但二者在联合“台湾民族”等“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观点却基本一致。《新东方》告诫台湾民族革命者不可“呆板地应用阶级斗争的理论，而忽略了各被压迫阶级反帝斗争中联合战线的必要，也是犯着幼稚病”。而《新亚细亚》则乐见台湾民众党的“左倾”，与主张阶级革命的文化协会合作。两刊都希望台湾民族革命运动者联合起来，一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这些都说明在抗日及联合台民等问题上，国人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蒋渭水等人接受了“三民主义”思想，其“民族自决”的思想自然也就受到大陆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自决”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成为大陆援助台湾革命、联合两岸同胞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基础。透过“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大陆人士早已意识到，台湾和祖国大陆近在咫尺，有着“历史上的关系”，台湾民族革命的命运与大陆的反帝运动息息相关，若两者联合起来，“那便更使帝国主义，无可奈何了”。而从台湾同胞的角度看，台湾民族革命必须“与祖国的力量取得联络”，“需要祖国予以各种各样的援引，给予间接的或直接的补助”。著名的台胞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的训练教程，包括“东方民族革命运动史”“台湾史略”“日本统治下之台湾革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之台湾”及“中国革命与台湾革命之相关性”等。显然，20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民族自决”形成的对台湾及台湾革命的基本认知，成为当时义勇队的基本知识基础。而“台湾独立”革命党秘书张一之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则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作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带着在各方面对祖国的依靠性，而又适应着台湾人一般的要求，台湾革命的另一目的是归回中国”。

但是，如前而言，“两步走”的提出，本身反映了国人不得已为之的历史悲情，可谓一种“权宜之计”。依据该主张提出者的解释，《马关条约》的存在，决定了台湾革命的两重性。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跟近代以来面对其他外来的思想一样，“民族自决”理论存在着与中国具体的历史及国情不相容的地方。“民族自决”论初入国门之时，《东方杂志》即有文章指出应警惕日本等列强借用“亚细亚民族自决”论之名，行吞并之实，“借此‘民族自决’之美名以绐我，使我去其戒心，日耽淫乐，而彼乃得逞其剽窃呑噬之图焉”。抗战开始后，顾颉刚敏锐地发觉日本假借“民族自决”之名，企图行分裂中国之实：“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此外也有别的野心国家想在我国边境上造出什么国来，现在不便讲。倘使我们自己再不觉悟，还踏着民初人的覆辙，中了帝国主义者的圈套，来谈我们国内有什么民族什么民族，眼见中华民国真要崩溃了，自从战国秦汉以来无形中造成的中华民族也就解体了。”他认为，如果“民族自决”是为了团结“中华民族的全体”，向“帝国主义者”搏斗，“我们当然是大大的欢喜和钦佩”；反之，如果只是“分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对于抗战事业百害无一利。为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顾颉刚对“民族自决”论的批判，很快得到了时人普遍的认同。李友邦等后来或也受其启发，警告“民族自决”论是日本人离间两岸同胞的工具，“敌人对我是一贯的运用‘民族自决’来达其分化中台关系，冲淡内向情绪底目的的”。

由此，当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战后废除《马关条约》等一系列对日条约，提出恢复台湾故地，台湾“民族自决”论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期盼已久的国人迅速取消了“两步走”的主张，改台湾“回归祖国”为祖国“收复台湾”。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台湾研究》专栏，第73—87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相关文章：

欢迎关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投稿平台

https://xdxbs.xmu.edu.cn/